（接上一篇）
十一问：对于言论和表达自由，刚才你已有所讨论，请问还有什么补充吗？
答：略做一点补充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在现代民主社会，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近乎是绝对的。之所以如此，乃基于如下理念：婴儿生下来，即哇哇哭叫，即有丰富表情。这是造物主赋予的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任何人无权剥夺这种自由与权利。言论自由只受到一种法律约束：不能捏造事实和有意中伤。否则，将构成诽谤。在现代民主社会，你出版什么，印刷什么，任何人无权干涉，甚至出版物不必向政府登记。
一九九六年，好来坞出了一个影片，描述美国最黄色的杂志《好色客》创办人的故事。该杂志极为黄色下流。其创办人一生官司缠身。首先，政府告他的杂志低级下流，伤风败俗。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，判他无罪，捍卫了他的出版自由。后来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描写一个知名的神父(卫道士)和他的母亲乱伦的故事。文章极其淫秽。但他在文章的末尾加了一句：本文纯为虚构。杂志出版后，舆论大哗。神父不堪受辱，入秉法庭，告其诽谤。结果，神父败诉。这两个案子，均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关注，因为，这是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考验。虽然多数美国人不喜欢他的黄色杂志，甚至不喜欢他这个人，但在法院判决后，大都表示满意，并松了一口气。大家明白，连这种异端的言论都受到了保护，那么，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呢？保护了这种异端言论，就等于保护了千千万万人的言论自由。这里，涉及到一个“权利意识”的问题，在讨论人权观念时，再详加说明。
当然，我们并不鼓励出版黄色杂志，更不鼓励青少年接触淫秽之物。但其涉及的，绝不是黄色、红色的表象，而是人们有没有发表所谓“异端邪说”的权利问题。最近，有件事也十分引人注意：美国法院驳回了政府管制色情上网(进入电脑网络)的要求，再次表述了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。
最后，《好色客》杂志创办人倒是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我为美国能够出版这种下流的杂志感到骄傲，也为有这么多美国人阅读这种下流杂志感到耻辱。其次，我还要阐述一个观念：人们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、即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和权利。这是从反面保障人们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。美国的法律规定，政府逮捕嫌犯之后，在审问之前，政府官员一定要向嫌犯宣读一项法律：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。即：嫌犯有拒绝回答任何问话的权利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是防止逼供信，防止以言制罪，防止冤假错案。
反观中共的专制统治，人们不但没有讲话的自由，甚至没有不讲话的自由。不表态，不讲话，就是抗拒，就是罪上加罪。著名学者胡适，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，他在大陆的一位亲属，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，发表了一些攻击胡适的言论。胡适知道他是言不由衷。胡适感慨地说，看来，跑到台湾是对了，国民党起码还有不讲话的自由，共产党连不讲话的自由也剥夺了。正是中共剥夺了人们不讲话的自由，大搞逼供信，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，不知错杀了多少无辜。如著名的“五一六”冤案，“内蒙古人民党”冤案等。将来，民主政体一定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。
十二问：你说自由的第三大类是行动自由。请问人们行动的自由包含哪些内容呢？
答：内容很多。行动自由很好理解，就是不受外力（主要是政府）制约、自己决定自己想干的事，并付之行动，所谓“自由意志”支配是也。这些行动包从括衣食住行到及宗教、文化、艺术、经济活动、环保、人权活动、政治活动等各各层面：如迁居，穿衣，饮食，选择交通工具，旅游，健身，比赛，上学受教育，选课，求职，就业，退休，看病，住院，出国，访友，恋爱，结婚，性生活，聚会，罢工，集会，罢市，举办展览，学术研究，发明创造，社会调查，示威，游行，组织及解散社团，选举，组织及解散公司，贸易，等等，可说不计其数。
要明了什么是行动自由，看看共产党统治下不自由的状况，或可从反面获得启发。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，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者佛里曼教授曾访问中国，并向中共建言。遍访大江南北之后，他说：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极权主义‐‐‐‐政府控制一切，一直控制到厨房与卧室。的确，中共改革开放之前，吃饭要粮票，穿衣要布票，生孩子要批准，睡觉发你避孕套。连生活细节都控制到了。文革过来的人还记得吃忆苦饭这回事。酒糠、锯末和少许玉米面做成的团子，实在难以下咽。可是，你必须吃。不吃，就是反革命。连吃什么饭都要强制，而且，不吃者就会坐牢，历史上实在罕见。改革开放前后的正反经验表明，共产党管什么，什么就糟糕；管制得愈紧，就愈糟糕。哪一项共产党不管了，就好转；愈放松，愈兴旺；不管了，大兴旺。这，就是自由的价值与力量。亚洲华人社会（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）经济起飞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例证明了，中国人一旦享受到经济自由，发挥出其潜藏的活力和创造力，就可以缔造一个个经济奇迹。自由的力量是无以伦比的。
当然，大家也已注意到，在目前的经济改革中，公民的很多经济活动自由还被中共掌控着。比如成立公司，要政府批准才行。实际上，组织和解散公司，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。成立公司，只须注册就行了，无须所谓批准。另外，还有不少关键的项目，中共仍未放松管制。如金融、外贸和原材料市场等。公民在这些领域中的自由与权利仍被中共无理剥夺，当老百姓取得这些自由和权利时，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另一个起飞。
我们上面提了这么多项的自由（还可列出许多），如何由法律规定来保障呢？一项一项地在宪法中罗列出来，保障公民的这项自由、保障公民的那项自由……
恐怕好几页纸都不够，而且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其实，在宪法中，只列两条就够了。一条是：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，即政府不能行使法律赋予之外的任何权力；一条是：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，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赋的自由与权利。因为，道理不言自明，衣食住行、结社、集会、游行、选举、示威、致富等等的自由与权利，甚至包括革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权利，都是造物主赋予的，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根本用不着法律和政府的赐予，政府更无权加以干涉。这一点，应该是民主中国立法、包括制定宪法的准则。实际上，美国宪法中
，原本就没有保障公民这项自由、那项自由的条款。只是在后来，为了强调的作用，附加了修正案，而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，规定政府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天赋人权与自由。关于这一点，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。
十三问：什么是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自由？为何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呢？
答：其实，也可将之并入行动自由来讨论。但它比较特殊。譬如，纳税和服兵役， 是公民的义务。是否公民也有不纳税、不服兵役的自由呢？问题就比较特殊和复杂了。美国有抗税的民间组织，也有抵制兵役的民间团体。我在一九八零年首次参观美国白宫时，就看见一位青年，脖子上褂着一块牌子，在白宫面前走来走去，上面写着反对战争、反对兵役制度。没有什么人答理他，只有我上前好奇地问了问。好象他属于一个反对一切战争、反对一切兵役制度的团体。我忽然领悟到，这是争取自由的自由。即便现在我们没有这项自由，但我们有权利突破现有规范，争取这项自由。这是很高层次的自由。在西方，也有以废除一切政府为诉求的团体，所谓无政府主义团体。它也属于争取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自由之列。总之，在民主社会，人们应该享有争取自由的自由。今天，没有这项自由，或者说，今天人们放弃了这项自由，并不等于人们永远得不到、或永远放弃这项自由。十四问：自由是无限的吗？如果自由不是无限的，又如何来规范呢？ 答：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，自由近乎是无限的。可惜，这不是现实。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群体，个人的自由就要受到约束。道理很简单：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了别人的自由和利益。有人比喻说，你挥拳的自由是以不碰到别人的鼻子尖为限度的。因此，自由不是无限的，不是放任的，放任的自由将导致天下大乱。自由应予规范
，但规范到什么程度，这就涉及到自由与秩序的关系。
秩序是靠法律（强制性力量）和道德（自我约束性力量）来维系的。没有法律的强制性约束，就没有秩序。没有秩序，放任性自由和无政府状态，给强盗和强奸犯创造了机会，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，放任自由导致了多数人丧失自由。过分强化秩序与管制，将过多地限制人民的活动，使人民失去太多的自由，阉割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。如何寻求自由和秩序间的平衡点，将由选民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来决定。
有一点需要强调，制定法律约束个人自由，以此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，必须遵循如下准则：
第一，公民的自愿放弃原则。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，由法律约束个人的某些自由是公民自愿的，即放弃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己的自愿选择，是自由意志的产物，并非是政府权威强加给公民的。
第二，公民的参与原则。公民应自始至终参与法律的制定。
第三，公民的自愿回收原则。法律是可以改变的。当人民发觉受限太多而要求收回放弃的自由时，管制应当放松，法律应向放宽自由的方向更动。
十五问：请问政府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如何？
答：政府分为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个部分。立法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刚才以有所讨论
。这里，我着重讨论行政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。
首先，我想再次强调一个概念：政府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。政府的建立是无法避免的。政府除了维持社会秩序外，有些个人无法做、或不愿意做的公益事务，如清除垃圾、环境保护、修建公路、清除公路积雪、收税等等，惟有政府来做。只是，政府做这些事务乃受人民的委托，其权力来自选民。实际上，创建政府就是每位选民放弃一些自由、拿出一些个人的权利，将这些个人权利集合起来，就是政府的权力和权威。选民放弃多少个人权利、授予政府多少权力、又从政府收回多少权力，完全由选民来决定。
政府的权威建立后，即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，负起管理职能。从事公益事务和公益建设外，政府主要职能是维持社会秩序。而维护社会秩序，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自由(公民自愿放弃的那部分自由除外)。政府不得行使法律授予之外的任何权力， 即不得逾越任何权限而干涉公民未受法律制约的自由。
打个比方来说，抽烟是一种自由。但是，瘾君子吞云吐雾，烟雾可防碍不抽烟人的健康，也就是说，抽烟者的自由，有可能防碍不抽烟者的自由。为保障不抽烟者免于二手烟伤害的自由，政府的管理、即用权威维持秩序，就成了必要。先是立法限制不得在餐馆、公共场所和飞机的非吸烟区抽烟(划出的小吸烟区可以吸烟)。之后，法律愈来愈严格，连办公室内都不得吸烟了。但是，法律并未限制在大街上、在家中吸烟，因此，瘾君子可以在工休时跑到大街上过过烟瘾。如果有的瘾君子不自觉，硬是在禁烟区吸烟怎么办，此时，政府(警察)就要强行维持秩序，给予违法者驱逐出公共场所、罚款甚至更严厉的惩戒，以保障不抽烟者享有免于遭受二手烟侵害的自由。然而，倘若有好事者强行干涉抽烟的人在大街上吸烟，政府(警察) 则要保护抽烟者的自由，将好事者驱离或以骚扰罪移送法办。
这里隐藏者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政府维持秩序，表面上限制了部分人的自由，但将所有个人的自由度总和起来，却是分数最高的，即得到了整体社会的最大自由。
从上述例子可以导出下述结论：
(一)人有享受抽烟的自由，但抽烟的自由不是无限的，它以不影响他人免于烟害的自由为限度；
(二)为了保护他人的健康、保护他人享有免于烟害的自由，必须建立相关的规范与秩序；
(三)选民(包括抽烟的选民)立法(一般通过议员、即选民委任的代表立法)，限制抽烟者的自由；
(四)行政机构(政府的一部分)执行限制抽烟的法律，保护不抽烟者享有免于烟害的自由；
(五)行政机构同样保护抽烟者在非限制区抽烟而不被干涉的自由。
因此，非常明显，政府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应当是：维持社会秩序，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就整体而言最大总和的自由。
十六问：你上面提到社会整体自由度的概念，能否在具体说明一下？ 答：社会总体自由度的概念的确十分重要，为了深刻理解这一概念，不妨再举些更浅显的例子。
爱宠物的人带狗进入百货公司买东西，可能会享受到极大的乐趣与自由。就养狗者而言，自由度的积分是很高的。然而，带狗购物者的自由却妨碍了其他人的自由，大批的人不喜欢、或不敢进百货公司购物。就买东西而言，养狗者的自由度与不养狗的自由度相加，总分会很低。在此情况下，限制带狗进入商店，虽削减了一些养狗者的自由度，但其他人的自由度大增。养狗者的自由度与非养狗者的自由度总和，即社会自由度的总和，达到了最大。
再如，骑自行车的人若没有规范，到高速公路的中间敖游一番，可享受到最高的自由度。但是，这种自由度却大大制约了开车者的自由度，无数汽车会因此受阻。就交通而言，没有适当规范与秩序，社会的自由度总和将异常之低。限制骑车者即行人的某些自由是必要的(当然开车者也要限制)，规范化的结果，可使社会社会自由度的总和趋于最大：每个人都能及时上班，按时回家。
在此也要提出另一个观念：当过分维持秩序(纪律)的结果。导致社会整体自由度的下降、从而造成整体社会的活力及创造力萎缩时，这种秩序就需要放松，从新制定规范就成为必要的了。譬如，美国政府原来对航空、电讯事业管得太严，窒息了自由竞争。在选民的要求下，政府放松了管制，促进了航空业和电讯业的自由竞争和蓬勃发展，导致了消费价格的普遍下降。社会整体的自由度加大了，受惠的， 是广大公民。
十七问：现在我们讨论人权。请问人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？
答：人权，就字面而言，就是做为一个人应享受的基本权利。在进入深入的讨论之前，先说一段个人的经历。一九八四年初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。我带着一批民运人士到华盛顿活动，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，表达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诉求。在美国政府宴请赵紫阳的大厅外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一批人在呐喊。我走过去，发现是一批保护动物协会的人士。他们举着“动物也要和平”、维护“动物权”的标语，抗议北京政府当时大规模杀狗的决定。我问他们什么是动物权，他们说，和人类一样，动物也有生命、生存、享受和平、免于恐惧、免于虐待等基本权利。听后，我感慨万千。在我们中国，别说动物的这些权利，就是老百性的这些权利，也是毫无保障的。
联合国的《人权宣言》中，罗列了许多项人的基本权利，如生命、人身自由与安全、追求幸福、免于恐惧、不受歧视、言论、结社、信仰、受教育、选择生活方式、拥有私人财产、罢工、选举、选择政府、知的权利等等。
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密不可分，譬如，我们说“公民有言论的自由”，也可以表述为“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”；“公民有结社的自由”，亦可说“公民有结社 自由的权利”。讲“自由”时，乃针对“约束”而言，强调的是不被干涉的无拘束的状态，强调的是个人支配自己的意志；讲“权利”时，强调的是造物主赋予、由法律保障、不可剥夺的公民“权益”与“利益”。打个比方，说公民有“拥有私人财产”的权利，意思的表达十分确切；但是，如果说，公民有“拥有私人财产”的自由，表达就不够得体。
为进一步阐明人权的概念，我们举个犯人的例子。犯人虽然犯了罪，但他(她) 仍然是人，在监狱中应当享有做人的基本人权，如吃饭的权利，睡觉的权利，不受侮辱的权利，读书看报的权利，等等。对狱中犯人来说，没什么人身自由，但他做人的基本“权益”与“利益”、即基本人权应予保障。由此可见，虽然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常联系在一起讨论，可是，在强调一个人的“权益”与“利益”时，使用“权利”或“人权”的表述比使用“自由”更为准确。
十八问：你曾提到“天赋人权”的概念，请加以详细说明好吗？
答：“天赋”是上天赋予、与生俱来的意思。“天赋人权”明确指明：人的权利， 是上天赋予的，是与生俱来的，并不是政府赐予的，也不是哪个恩人赐予的。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关。基督教认为，人是神(造物主，上帝，天)创造的，神按照其本来面目造人，因此，人是神圣的。神造人的目的，是叫人荣耀神。神造人的同时，也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职责。再者，由于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， 所以，在神的面前，人人平等。由此演译出了人权的基本观念：
(一)人是神圣的，是应当受到尊重的，是不可侮辱的；
(二)人是神创造的，故有生存、自由、追求幸福等基本的权利；
(三)为了荣耀神，为了管理万物，人有寻求发展、接受教育、选择管理者(政府)等等的权利；
(四)人的权利是神授(天赋)的、生来俱有的、而不是另外某人赋予的； (五)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的人权都是相等的。
天赋人权的观念第一次被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，是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。两百多年前，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过的《独立宣言》，铿锵有力地宣告：“人人生而 平等。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”。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，指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，创建了长治久安的民主制度。十九问：人权的范围有多大？选择政府也是人权的一种吗？
答：人权的范围很广泛，从吃饭、穿衣到选择政府，到革命，都属于人权的范围。提到选择政府，有些人就觉得不得了了。其实，政府是人民创造、人民选出的，政府做的不好，换一个就是了。民主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更换政府的机会，以此提醒政府官员：干的不好，下次选举就让你下台。
二十问：人权具有普遍意义吗？中共一再强调国情的特殊性，鼓吹“相对人权” 论，请问你的看法如何？
答：人权当然具有普遍的意义，道理不言自明：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，任何人，不论肤色、性别、国籍，对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无二致。我们不能说，造物主赋予了在法国出生的华人言论自由权利、但未赋予在中国本土出生的华人言论自由的权利；我们也不能说，在法国的中国人需要言论自由而在本土的中国人不需要言论自由。美国《独立宣言》和法国《人权宣言》在论及人权时，都强调人权“ 天赋”和“不可转让”的概念，及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。人权的价值，恰恰就在她的普遍性和绝对性，人对人权的需要，犹如生命需要水、空气和阳光一样的普遍和绝对。否定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，就等于否定了人权本身。因为，当政者在抽象肯定人权价值的同时，用所谓“国情特殊性”可以具体地杀掉这项人权、那项人权。譬如，当政者可以借口“文盲太多、不懂选举”的“特殊国情”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；也会以“发展经济最需要的环境是稳定”的特殊国情、以“稳定压倒一切”为由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，等等。因此，“国情特殊论”和“相对人权论”， 都是扼杀人权的借口。试问中共，你们在引进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这些为祸中国数时年的理论时，为什么强调它们是“普遍真理”、而对“中国国情特殊、不适和马列”的论调大加鞭挞呢？
提到中共的人权理论，还要批判一点，就是它的“喂饱论”。中共说什么，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，中共能解决吃饭问题，把这些人喂饱，就已经了不起了，就是解决了最大的人权问题。简直荒谬绝伦。且不说目前还有个别地方的老百姓人食不裹腹，衣不蔽体，就算都丰衣足食了，能叫有了人权吗？那不是人权，那是动物权。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，人不但要吃饱，人还有精神方面的更高层次的追求。把“喂饱”也算为人权，无异于将人与动物等同起来。中共之所以把“喂饱”当成人权，是与其将百姓一贯视为非人、视为动物的观念一脉相承的。
二十一问：你刚才提到犯人也是人、也应保障其基本人权，我觉得这好象触及到了
人权的某些本质问题，是否可以再多论述一下？
答：在现代文明国家，坐监犯人的基本人权获得了比较充分的保障。举例来说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如挪威、瑞典等，监狱中的犯人不仅活得有尊严，不仅饮食营养得到保障，不仅有电视看、有书读，而且，犯人可以在狱中受教育、修学位(坐两年牢可拿个硕士学位)、写文章发表 ，还有，犯人可以在狱中与家人团聚、
与配偶同房、生子，单身犯人可在狱中结婚 。如此做法，乃基于几个基本前提：
(一)犯人是人，不是狗。是人，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权；
(二)犯人触犯了某条法律，被判刑入狱，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，其某些人权已被剥夺。但是，上帝赋予他的、未被法律剥夺的那些人权，他仍然应当享受。
(三)将犯人关押起来，有三个作用，一是不要再对他人造成伤害(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护多数人的自由)；二是对犯人进行惩戒，使其今后不要再犯；三是对其他人示出警告，不可效法。关押犯人的目的绝不是剥夺他应当享受的那些人权。
印度某地对过失杀人犯实施人道管理，让他们定期回家与家人团聚、享受人伦之乐与亲情温暖。结果，此道明显降低了犯人出狱后的再次犯罪率。
“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看看其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就知道了。”此话之所以有理，就是因为，对人权的保障程度，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准，连监狱犯人的人权都照顾到了，普通公民的人权保障，当然就可想而知了。
二十二问：什么是人权意识，如何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？
答：人权意识，或称权利意识，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。我所理解的人权意识包括：
(一)公民应知道到自己拥有哪些人权，应知道人权的天赋性和不可转让性、不可剥夺性；
(二)公民自觉地为自己争取被剥夺的那些人权； (三)公民自觉地为他人争取被剥夺的那些人权； (四)公民自觉地捍卫自己的人权；
(五)公民自觉地捍卫他人、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人权； (六)公民自觉地谴责、制止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。
一九八二年底，我们在创办《中国之春》之后不久，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演讲。中共组织人员对我进行围攻。一名中国大陆公派访问学者发言，批驳我的观点说：“你讲的中国没有人权是不对的。我要以现身说法证明，中国是有人权的。我以前是个右派，现在，共产党给我平了反，还给了我出国的机会，我非常感激。怎么说没有人权呢？”他的发言立刻遭到一位中国大陆自费留学生的反驳：“你知道吗，共产党本来就不应该把你打成右派！你知道吗，出国本来就是我们应当享有的权利，不是共产党恩赐的！”对比两个人的发言，可以看出，某些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是多么薄弱，甚至说，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。因此，广泛传播人权意识，是民主运动的一项任务。
二十三问：你提到“公民自觉地捍卫他人、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人权”，你是否就此多做些说明？
答：这正是我要重点阐述的。一个人为自己的人权而战，易于理解。维护他人、尤其是维护与你观点不同者的人权，维护你的政敌的人权，是不容易做到的。但，这正是人权意识的精髓。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不能称为人权获得了保障。伏尔泰说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维护你讲话的权利。伏尔泰表达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我在美国看过一个电视剧《斯考基》(Scokie)，讲的就是维护政敌的人权的故事。斯考基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，芝加哥也是美国纳粹党(法西斯党) 的所在地。美国是个结社自由的国家，只要守法，什么党都可以搞。仅共产党，就有好几个。大家知道，犹太人与纳粹党是死对头。有一次，纳粹党要到斯考基区去游行，宣传法西斯主义。这下子，激起了犹太人的仇恨。犹太人告到法院，要求禁止纳粹党的游行。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战。令人惊异的是，为纳粹辩护、坚决维护其游行权利的律师，是个犹太人。开始，犹太社区不理解他，甚至骂他是叛徒。然而，他的辩护词折服了每个人。他说道，他的上辈也被纳粹党杀害过，感情上，他恨纳粹。为什么纳粹能够杀死那么多犹太人，就是因为犹太人是少数，而少数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。今天，纳粹党是少数，他们的主张是荒唐的。但是，他们的主张是一回事，他们的权利却是另一回事。他们有游行示威的权利，这是宪法所保障的
。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，就等于践踏了宪法，也等于把我们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的境地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犹太人会自食其果，再次遭到迫害。法院判决：纳粹党享有游行的权利。
自觉保护持不同政见者(包括与民运意见相左的人)的人权，也就是保护了自身的人权。他的人权与你的人权，实际上是同一个保护伞。砸碎了他的保护伞，就等于砸了自己的保护伞。最好的实例是文化大革命。文革中，昨天你还在斗争别人， 今天反被另一批人批斗，谁也没有保障。
保障人权，是民主运动的一项目标。民主人士将来要保障的，不仅只是民主人士的人权，不仅只是老百姓的人权，而且包括共产党人的人权。
二十四问：最基本的人权、即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？ 答：这要研究一下对人身自由与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。来自邻居？来自同事？来自工作的公司老板？显然都不是。那么，是抢匪？是杀人犯？固然，这两者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构成威胁，但这两者多是个人行为，而且，多数公民可以用小心谨慎避开他们。对人身自由和安全威胁最大的，是有组织的暴力，是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，是政府无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。因为，政府具有使用“合法暴力”的权力和能力，而个人，在政府这个“合法暴力”者面前，显得太无能为力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保护公民最基本的人权，必须通过一系列限制政府对个人随意施加暴力的法律来实现。这些法律包括：
(一)政府不得违反法律程序来逮捕、拘禁、审判公民；
(二)政府不得没用正当的、法律规定的理由来逮捕、拘留公民；
(三)在非紧急情况下，政府不得没用逮捕证和拘留证而逮捕、拘留公民；
(五)政府不得在审判和法院判决之前对“被捕者”(嫌犯)定罪，不得将“嫌犯”视为犯人对待(无罪推断原则)；
(六)政府不得剥夺“嫌犯”要求法院对逮捕理由进行审查的权利； (七)政府不得对“嫌犯”进行刑求和逼供信；
(八)政府不得剥夺“嫌犯”保持沉默的权利； (九)政府不得进行秘密审判；
(十)政府不得剥夺“嫌犯”聘雇律师的权利；
(十一)政府不得剥夺“嫌犯”要求保释的权利；
(十二)政府在逮捕、拘禁、审判公民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任何违法行为，公民有权对政府进行控告，并有权要求政府赔偿。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。等等。
而这一切法律的执行，都是建筑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之上。没用司法的独立，上述一切均轮为空谈。
二十五问：你提到文化大革命。请问，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人权记录如此恶劣？
答：原因很多。我只想说明一点：共产党根本不把人当作人，何来人权？这与共产党的信仰有关。共产党是无神论者，信仰的是唯物主义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将一切(包括人)都物化了。共产党教育人的目标，是把人变成党的“驯服工具”，“一 颗革命的螺丝钉”，以便“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”，“党拧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光
”。这种教育，是要消灭一切个人意志，消灭一切权利意识，最后，人变成了非人，沦为共产党党机器的工具。中共这部机器，不但不把老百姓当做人，连自己的领袖也免不了被非人地处置。前有刘少奇、陶铸、彭德怀、贺龙被活活整死，现有赵紫阳遭受软禁。我们与赵紫阳的政治观点有很多不同，但基于“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亦应受到保护”的立场，我们仍然为他的基本人权进行呼吁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情况有了改变，人们非政治化的自由度增加了。但是，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的权利，政治参与的权利，结社的权利，游行示威的权利等，仍被共产党无理地剥夺。王丹等一大批追求民主、人权的人士，仅仅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言论，就被长期关押，并被剥夺了一切公民的权利。据徐水良、魏京生、刘刚、傅申奇、张林等坐过牢的民运人士透露，中共监狱内，对犯人的毒打、侮辱、虐待、折磨，如同家常便饭，根本不把犯人当人对待。我们必须对中共这些违反人权的行径进行谴责。
二十六问：单单就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进行谴责，施加压力，是改善中国人权的有效途径吗？
答：施加压力，包括国际压力，当然是要做的。但并非唯一途径，而且，并不是最有效的途径。这里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中共目前正在玩弄一种人权三角游戏，我们必须看清它的面目。所谓三角游戏的上演是这样的：(一)中共如同绑匪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，做为人质(肉票)；(二)人权团体及人权人士呼吁放人。中共放话，提出放人的条件及赎票价码；(三)美国、法国等西方民主社会与中共谈判，开出价码，如放松尖端科技、军事技术、特殊投资项目(例如核能发电)对中国出口的限制等。中共获其所需，随即释放人质。然后，中共再绑架一些无辜，进行下一个人权三角游戏循环。在这场游戏中，人权团体好象得了分，西方社会好象也保持了人权卫士的形象。其实，这是与狼共舞，这场戏完全由中共导演，得分最大的是中共。民运必须识破中共的把戏。我们不否认，呼吁放人是必要的。但我们的工作重点，应放在防止中共无故抓人上，应放在动员民众制止中共的绑票行为上，如果不改，人民有权利发动革命，铲除这个绑架集团。关于革命问题，后面还有讨论。
二十七问：请问，什么叫法治？它与法制有什么不同？
答：法治(Rule of Law)，字意非常清晰，就是以法治理、以法治国。它是针对人治而言。法制(Legal System)，指的是法律制度和体系，两者不可混淆。现在，中共宣传要健全“法制”，但并未强调要实行“法治”。可见中共清楚：法律体制“法制”可以健全起来，但不一定实行“法治”。
具体来说，法治应包含如下内容：
(一)法律由公民制定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； (二)法律清晰，法制健全，办事有法可依； (三)不合理的法律，公民有权修改；(四)政府执行管理职能时，依法办事、办案，不可越法律雷池之一步； (五)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政府机构与公民，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；
(六)司法独立。
二十八问：据说，法律体系分为两种：英美法系(海洋法系)和德法法系(大陆法系)
。你是否可做一些说明？
答：我只能做一简单的说明。大陆法系的特点是，从古代《罗马法典》到《拿破仑法典》，再到现代一本本的繁琐法律条文，一切以成文法为依据，强调公民遵守法律设定的规范，没有陪审团制。海洋法系不同，起初没有成套的成文法律，以法官一个一个的判例为依据，即以前的判例及判决书自动成为今后的法律和判案标准， 逐渐演化出一套行为规范和法律体系。英美法系重视陪审制度。当然，在历史演变
过程中，两种法系互有渗透，今天，英美海洋法系国家的立法机构也通过了很多清晰明了的法律条文。
两种法系各有优缺点。海洋法系对“好人”的保护不遗余力，其陪审团制度等于设立了双保险：陪审团宣判嫌犯无罪，法官必须维持陪审团的判决而不得宣布其有罪；反之，陪审团宣判嫌犯有罪，法官那里还有一个关口，他可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而开释嫌犯。这样，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，充分保护了好人。可是，陪审团制度应用不当或推到极端，将导致一些坏人漏网，即过分保护好人的结果也可能保护了一些坏人。相比之下，大陆法系由于缺乏陪审团的双保险制，惩罚坏人的结果， 可能使个别的好人受到冤枉。
另外，海洋法系中，由于很多案子要以过去的判例、而不是以清晰的法律条文为依据，律师的角色就显得十分吃重。加上陪审团的作用，法官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大陆法系的法官。在大陆法系，一个人的学识、能力和判断力，将影响整个案子的审判结果。
中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。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，中华民国的法典是相对完整的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国民党政府未能全面实施。中共掌权之后，毛泽东公开鼓吹人治
，法制一直不健全。就是有了法，中共也不遵守。但就其脉路来说，中国大陆仍延续了大陆法系。
二十九问：你提到“公民应当享受法律禁止之外的一切权利”，“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”。你可否在法治的层面上，再做些说明？
答：法治，就是用法律来治理。如果某个人干了一件事，政府认为他犯了法，要惩治他。那么，政府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：他犯了什么法？哪个法律条文表明他犯了法？假如查遍法律，找不出禁止他做那件事的条文，政府就无权将他法办，因为
，无法可依。倘若政府硬是逮捕他，惩治他，那么，犯法的，就不是他，而是政府了。
举个例子。美国密执根州出了个医学专家，专门帮助想自愿了结生命的病人自杀。人们称之为死亡医生(Dr. Death)。他发明了帮助自杀的机器，声称为人争取“死亡的权利”。政府想起诉他，禁止他助人以死的行为。可是，政府找不到法源。以谋杀、误杀、伤害罪名起诉都不合适，因为，每位自杀者，都签有自愿同意书：自愿接受死亡医生的协助。最后，州议会不得不立了一个新法：不得助人自杀。以专门对付死亡医生。
另一个有法可依的例子，是美国里根总统一九八二年解雇所有罢工的航空指挥塔导航员。那年，美国航空导航员工会为提高工资，决定全国大罢工。一时间，全国机场瘫痪，损失日以亿计，老百姓倍感不便。尤其，当时冷战尚未结束，一旦出现状况，美国将被动异常。政府查阅法律记录，发现五十年前，曾有法律判定：政府雇员不得罢工。而航导员属于政府雇员。里根总统一方面立即派空军接管航空指挥塔，使机场正常运转；另一方面，命令航导员定期返回工作岗位，否则一律解雇。里根总统作风强势，但有法可依。再如通奸行为，虽然有违道德，但在美国不得绳之以法，因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款加以禁止。在某些国家和地区(包括中国台湾)， 却可以破坏家庭、妨害风化的罪名治罪，因为法律明文禁止之。
三十问：你能否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法治与人治的区别？
答：毛泽东曾说，他是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。毛泽东表达了一个彻底的人治观。他既不需要法治(无法)，也不需要神治(无天)，他要的，是自己的人治：统治者凌驾于人民之上，他的话，就是法律，就是道德规范，就是最高指示，就是行动指南。如果有法律条文的话，那只是他手中整人工具。如果他认为法律(包括宪法)限制了他的行动，他或擅自改之，或擅自废之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治。一般而言，如果执政者的权威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，不按法律规定行事，司法不能独立，就属于人治。虽然，目前中共的执政者，比起毛泽东来，权威没那么大，行事方式也有所改变，但他的统治仍性质属于典型的人治。
在毛时代，且不说反右、四清、文革整肃大批无辜而违法行事，连处置自己的战友“党和国家领导人”也不择手段。刘少奇、陶铸、彭德怀等，没有起诉，没有宣判，就被逮捕、监禁、致死。
在邓小平时代，镇压西单民主墙、封杀民办刊物、“六四”血腥屠杀，都是个人权威大于法律权威的人治产物。邓主持的“严打”(严厉打击犯罪)运动，制定“ 从重、从严、从快”的方针，规定各地逮捕和枪毙的名额，完全将法律抛在一边。他处置赵紫阳，同样没有起诉，没有宣判，没有法律依据，就将其软禁，剥夺了他的公民权。拒公安机关内部透露，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“严打”运动中，各地为了凑足名额，把正当谈恋爱者以流氓罪关押的有之，将仅仅偷了几只鸡的小偷枪毙的有之，把同名同姓的无辜者判重刑的有之，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。
江泽民掌权后，继续执行邓的路线，继续跟踪、围堵、逮捕在宪法范围之内活动的民主、人权人士，继续监禁他的前任赵紫阳。这一切说明，中共的人治本质并无改变。
事实表明，在人治统治下，不按法律办事，有法比无法可能更为可怕。因为， 多一条法律，等于当政者多了一把整肃异己的利剑。(余下八十六问答可下载或email）